——专访“物联网之父” 凯文•艾什顿

摘要：在过去的14年里，凯文•艾什顿6次到访中国。作为联合创始人之一，他于1999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创立了Auto-ID实验室，3年后，在他的帮助下，上海复旦大学也成立了Auto-ID实验室，重点研究物联网的核心技术——自动射频识别技术。很多早期的物联网的研究成果诞生在那里。

凯文•艾什顿。图|受访者提供

2001年，第一次来到中国的凯文•艾什顿拿着一张公共交通卡游历上海的大街小巷。这张公交卡上嵌入了中国第一枚自主知识产权的非接触式IC卡芯片，也是当时世界上门类最齐全的“一卡通”。

“那时的中国在物联网技术方面已经非常发达了。” 凯文•艾什顿告诉记者。他在1999年研究射频识别技术时阐明了物联网的基本含义： 将所有物品通过射频识别等信息传感设备与互联网连接起来，实现智能化识别和管理。这之后，他逐渐以 “物联网之父”的身份闯进公众视野。

在过去的14年里，凯文•艾什顿6次到访中国。作为联合创始人之一，他于1999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创立了Auto-ID实验室，3年后，在他的帮助下，上海复旦大学也成立了Auto-ID实验室，重点研究物联网的核心技术——自动射频识别技术。很多早期的物联网的研究成果诞生在那里。

9月16日，在北京举办的主题为“互联网+开放•连接”的“腾讯智慧峰会”上，凯文•艾什顿在演讲中谈到，他欣赏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对于物联网的阐述——物联网是地球的智慧。会后，他接受了记者的专访。

智能手机改变世界

记者：目前对于物联网的表述有很多，你可否用一个句子来定义如今的物联网?

凯文•艾什顿：物联网就是计算机在互联网上独立收集和分享其所想获得的信息。现在我们谈论物联网，都基于这个认识之上。

记者：在刚刚的演讲中你提到，物联网时代开始于在2001年、2002年期间，而在2000年至2004年期间，中国超过了韩国、德国和美国，成为了非常重要的高科技出口国，你是如何得出这个论断的?

凯文•艾什顿：我的论断是基于世界银行对各国高科技产品出口情况的统计数据。有意思的是，15年前，我们说美国引领世界高科技的发展，可能是真实的情况。但现在，苹果手机(凯文•艾什顿拿起自己的手机)，不仅在中国制造，坦白来说，是在中国创造的。这个设备里面几乎没有什么技术是在美国设计或是开发的。苹果手机的主要设计或开发都在中国，或是韩国及其他地方。

我的苹果手机有大约10个网络传感器，而且有趣的是，我们称之为手机的这个设备已不仅仅只能打电话。你想一想你花在手机上的所有时间，实际上花在跟别人通话的时间也许只占到5%。在其余95%的时间里，智能手机成了我们进行通信的网络平台，这些功用主要的推动力来自中国。

记者：今年4月，你在韩国一个演讲中提出“物联网正在把互联网变成一个 神经系统 。所以当我们讨论物联网时，我们讨论的是为人类、地球服务的 神经系统 ”。可否用现在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来证明这种观点呢?

凯文•艾什顿：现在全世界有数十亿部智能手机，遍布各地，包括非洲和中国农村，已经无所不在。它们都在收集数据，其中一种数据是大气压力。你现在可以在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中打开地图，查到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城市的天气状况。所以如果你把传感器的网络看成一个“神经系统”，那么每部智能手机都是连接这个系统的传感器。随着智能手机在整个地球上的激增，你很快就清楚了我们是如何扩展这个世界的“神经系统”。

记者：如果我们把这个“神经系统”的范围缩小到中国的话，如何描述它目前在中国的运行和发展?

凯文•艾什顿：在上世纪90年代，你如何知道自己的位置呢?也许你有一份纸质地图，也许你看街边路标，也许你向当地人询问，但你没有自动的方式知晓自己身在何方。不过，今天我们拥有GPS(全球定位系统)。它是如何改变了中国呢?

二十多年前，也许100个中国人中有3个人有车。而今天，差不多10个人里3个人都会有车。这种变化又带来了交通状况的恶化，还有停车难等问题。但现在我们有了GPS，它使我们共享实时信息。我刚知道中国有个出租车应用程序叫“滴滴”，它就如同美国的Uber。这是一种新的使用汽车的方式，而这种服务也是通过完全启用网络位置传感实现的。如果没有GPS，你就无法打开该应用程序，更别说叫到出租车。

如果2100年北京的人口有1亿

记者：2002年，你在上海复旦创建了Auto-ID中心，该中心致力于研究物联网的核心技术之一 ——RFID(无线射频识别技术)，当时中国的物联网的发展状况如何?

凯文•艾什顿：非常发达。当我第一次去上海是在2001年。我拿到了一张带有芯片的票，我用它乘公共汽车、地铁，我估计在出租车上也可以使用它。它整合了各种功能—— 一个小小的智能芯片便可以使基础设施为大众交通服务。那时这种应用在世界上还不是太多。这也是一个中国领先世界物联网的较早案例。

记者：你如何定义智慧城市?

凯文•艾什顿：“智慧”有点像是形容“有效”的委婉用词，城市中的大问题是效率不高。举个例子，在过去，站在一个街道的角落等出租车的行为不是非常有效的，而出租车司机开车四处寻找在街头的乘客的行为也没有效率。在这个例子中，缺少的是乘客的需要和出租车司机服务的连接部分。这也是由于缺乏信息而导致城市效率低下的一个例子。现在，你增加了信息桥，也就是实时信息传递：“嗨，我需要一辆出租车我在这里”“噢，我有一辆出租车，我在这里，我现在去那接你”。这样使“交易”变得效率很高，而现在的城市到处都是这样的“交易”。所以，当我们谈论智慧城市，就是更有效率的城市。

记者：“智慧城市”未来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?

凯文•艾什顿：比如说，GPS技术可以用于预测地震。在地震之前，GPS的信号会被轻微搅乱，带来大约30或45秒的警告。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。

我可以给你一个大致的答案——城市里将有更多的人，活得更长，更幸福，更健康。北京2100年的人口将是多少?假设有1亿，你能想象到北京在人口翻几番之后的样子吗?那时，我们的子孙会嘲笑我们现在驾驶汽车的方法，认为很滑稽，因为自动驾驶汽车会使智能城市变得更有效率——你的自动驾驶汽车会选择更有效的路线，更有效地停车。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。我们可以期待，但是细节很难预测，就像人们在自动驾驶汽车里会做什么?他们在工作吗?他们在看书吗?我不知道，我们必须等待。

记者：你认为中国建设智慧城市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?

凯文•艾什顿：我知道中国在建设“智慧城市”方面有很多优势，但我真的不知道会有什么劣势。

第一个优势是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方兴未艾，潜力巨大。不像伦敦，因为它是最早的现代城市之一，如果你想在那建造地下设施会遇到很多问题，因为地下已经有污水管道或是地铁等过去留下的基础设施。

二是中国有政治意愿来建设公共基础设施。在很多世界其他地方的城市，政府往往不愿意把财政投资在长期项目上。而中国管理经济的伟大之处在于政府可以说，这是我们要做的事，我们要在十年后看见效益。尽管这要花一段时间，但我们知道它值得，所以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优势。

第三个优势是充满活力的高科技市场经济。在中国，有像腾讯那样在高科技方面具世界领先水平的公司，然后政府又愿意在公共基础设施上发力。

政府应是投资人而非管理者

记者：根据埃森哲2015年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，到2030年，物联网将为中国额外创造1.8万亿美元的累计GDP(国内生产总值)，你如何评价这份报告?

凯文•艾什顿：我还没看过这个报告。但我对这样的大数据分析报告非常怀疑，因为这很难理解，而且对特定数量的预测是很难的。毫无疑问，物联网带来高效率，而中国是物联网经济的主人，所以极有可能中国经济由于物联网变得更加高效。这将需要多长时间?物联网究竟能带来多高的效率呢?我不知道，在2100年我们或许可以算出来，现在去量化它却是非常困难的。

记者：2015年上半年，中国发布了《中国制造2025》。在你看来，政策制定者在中国未来物联网的发展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?

凯文•艾什顿：在物联网时代，不仅是中国政府，所有政府扮演的主要角色应该是投资人不是管理者。

政府应该善于成为高科技公司的早期客户。比如，腾讯明确了他们打算发展的科技和它带来的影响，但是他们需要第一批顾客，因为大多数人都不想买别人没买过的东西。那样做有风险。因此，政府扮演的角色之一就是主动成为高科技的第一个消费者，以此刺激科技的发展和创新。然后，政府把购买来的科技用于建设城市和发展经济。

以美国为例，为什么它能成为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高科技领导者?为什么它现在不是了?美国大部分领先的技术源于它的空间项目。在1960年代，美国决定在太空飞船上投入大量政府资金，比如登月项目。政府采购了一件当时没人买的东西——硅片，这就开启了美国的高科技经济。

另一方面，政府应该减少管理、保持开放。如果你是北京市市长，你决定投资“智慧城市”技术。当第二年你需要更多的技术支持的时候，你无需非要从上一年提供服务的那家公司购买技术。你可以通过互联网和物联网了解这项技术的最新成果，继续投资合适的企业和技术，而不是去支持行业垄断。

作者：刘禹彤 来源：《中国新闻周刊》